創傷、復健與置身所在：再論現代心理學處境，兼回應李維倫教授

〈地震之後，千禧之始〉一文中（以下簡稱為「地文」），筆者書寫位置主軸是定位在知識論討論層次上，個人的田野觀察是以背景底襯的方式在文本內發聲，而非直接處理筆者於九二一現場的田野體驗與反思見聞。事實上，「地文」試圖指出經由九二一地震對台灣社會的衝擊撞面，學界（尤其是社會與行為科學）更需迫切面對的是思考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間兩難困境的可能出路。目前以個人取向為經緯的諮商與心理治療學處理九二一災後心理復健工作所呈顯的無能為力或力有未逮，反映出心理病理知識與現實生活處境的斷層。雖然，在「地文」中筆者並未直接引用田野參與觀察資料，但整篇文章的反省脈絡，正是以個人的體察見聞為發動基點，也就是以筆者的現場參與觀察為定錨點而完成書寫，這樣的書寫徑路可說是李維倫教授所提出「置身所在」議題之展現。如李維倫教授文章所指涉意涵，臨床研究者／工作者的置身／所在議題，確實是與知識論的討論邊界難以切割分離。以下本文將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份再度省思現代心理學的屬性，試圖梳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轇輵關係，以對李維倫教授所關懷的「置身所在」議題作回應。第二部分則從九二一地震已過七個月的時空背景下，以受創者的創傷印記為切入點，再度說明災後心理復健工作方案，或需超越個人取向諮商與心理治療學的單一意涵，進而轉向以受創者生活整體為關照氛圍的策略營構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