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1月《北京新聞彙報》登載了一篇文章,文章既指出新黨觀點的偏失,又指出舊黨學說之弊,“舊黨固未盡明新黨所持之理,而新黨亦大謬。……無父無君誠一群之內所不容者也。但我國數千年來偏重於君父而無臣無子,固大有弊。”作者孫寶瑄在後來的日記中記錄了其所持觀點的緣由“一以救新舊兩黨之弊,一以平舊黨之心,免新黨之禍”。孫君的用心良苦躍然紙上!這篇簡短的文章輝映出孫君在整部《忘山廬日記》中的態度--冷靜而又理性。整部著作孫君記錄了1893年、1894年、1897年、1898年、1901年、1902年、1903年、1906年、1907年、1908年共十年的日記。1893年到1908年間正是清政府崩潰的前夜,在此期間中國社會經歷了甲午中日戰爭、庚子之役和日俄戰爭的激烈動盪,在思想觀念上中國處於由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時代”(梁啟超語),或今人張灝先生所說的“轉型時代”。在激烈動盪的社會中孫君作為一位官宦子弟,“篤志向學,所交皆一時豪俊,並好讀書,凡經史子集,旁及釋道家言,無所不窺。他順應時勢“多方搜求閱讀西方及日本新學之書,舉凡政治、歷史、哲學、宗教、科學,無不涉獵”。孫君由讀書而明理,由閱世而明勢,身處激蕩社會中卻能冷靜觀察、理性思考,不愧為光緒以來“讀書明理之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