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啟天帶著抗戰的悲憤,又滿懷建國的希望,開始了民主憲政思考。他曾夫子自道:“現在我國尚在抗戰正烈的時候,政府以及民間何以又要研討並實施民主憲政呢?我們仔細加以考慮,便可發覺有一番大道理在其中。扼要地說,我要求抗戰勝利,非實行民主憲政不可;要求建國成功,更非實行民主憲政不可。我們要求人人能做人,非實行民主憲政不可;要求人人能救國,更非實行民主憲政不可。”陳啟天在近代中國憲政思潮中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至少在近代憲政思想史的目前研究上不見大名。但細緻全面地閱讀其文字不難發現:他的思想是整個近代憲政思潮中最為全面--廣及哲學、歷史、政治、法律,又兼通中外精心採集現代中國憲政的可用資源;亦是最為體系化--從憲政的概念、哲學根據、制度規模、人性風度,到實施步驟無有遺漏,邏輯嚴密,絲絲入扣,是最富有學者氣的近代憲政思考。他在當時的歷史傳承與時代背景下最大可能地理論化了憲政思想。這樣的特質足以將陳啟天送人近代中國憲政的“名人堂”,但這樣的事情偏偏沒有發生,這又是為何?其根本原因也許恰恰在於這些理論具有的強烈“實踐傾向”。這些理論並不是書生的閉門造車,而是一個有著強烈實踐訴求的學者對中國問題的實踐“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