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研究應是男性壓迫的自省？還是壓迫男性的解構？

男性研究是什麼東東？我曾經提出可能的三種立場（簡成熙，2000）。其一是視既有的文明為男性認知架構下的創設，既有的文明都可能反映了男性的立場、偏見，許多女性主義的論述都可以推演到這個結論；其二是對女性主義或女權獨大的疑慮，希望透過男性研究的學域，發展出一種與女性主義對幹的論述；其三是取法女性主義的思維，從性別警覺的立場正視男性本身的性格成形，這可以是很微觀對男性自我認同的省察，也可以是鉅觀的重新正視整個社會結構乃至文化對男性的影響（不管是正面或負面）。我也曾經指出（簡成熙，2003），不管是從女性主義立場的知識論（standpoint theory）或是馬克思影響的被壓迫者意識的獨特性，我都可以接受女性主義以女性為主體，具有認識論上的特權（epistemological privilege）。所以，女性作為一個被壓迫的存在，女性主義的發展路線最初將不可避免的與男性展開二元對抗的歷史宿命。不過，迄今為止，由於男性並沒有徹底的成為弱勢的一群，也很難在一個整體上，結盟成被壓迫的一方。如果有男性研究的話，我們哥們也不太可能具有一種「認識論上的被壓迫特權」的歷史機緣來與女性對抗。女性不必疑慮男性研究（其實很少有女性主義者會有此疑慮），男性也沒有必要「高瞻遠矚」的以女人之道還諸女人之身，企圖藉由男性研究來與女性對抗。我雖不贊成男性研究要確保整體男性的利益，但卻不排斥男性研究應該尋找、捍衛部分男性利益的可能。我也不想太強調在既有的性別刻板印象中，男性也是受害者的過度化約的相關論述。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我的立場為何？我對男性研究的期許之一是既然傳統以男性為主導的知識，是以男性作為人的全體，這固然存在著女性主義所批評的種種壓迫女性的現象，但其實也並沒有以男性作為一種獨特、敏感的探索對象。傳統知識或文明以「不證自明」的方式，順理成章的以男性的利益為利益，這與把不同的境遇、背景、特質男性作為一種獨特、敏感的探索對象，從中發掘出不同境遇…等男性生活場域中的需求，其實有著很大的差異。前者應該用女性主義去解構，後者則有待男性研究去發掘。男性研究當然可以與女性主義結盟，致力於使男性反省自己的壓迫位置；但在另一方面，去正視（部分）男性被壓迫的境遇，也應是努力的重點。畢恆達的研究特別著重男性的性別（平權）意識是如何被啟蒙，陳佑任則探索男性基層教育工作者在父權意識中的境遇。很榮幸接到《應用心理研究》學刊的邀請，我在這篇回應的評論，即擬用前面我對男性研究期許的立場，與兩位研究者作初步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