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學術知識的獨占形式與崇高階級：由臨床生命經驗知識決定影響生存的政策

我不是一個低階層的女性，會貼近理解阿嬌，正因為我選擇實踐自己知識的位置，是幫助被我們定義社會條件較低的弱勢，而我選擇的姿態與關係是蹲下來與她平等協作。自從學校研究所畢業投入組織工作，我其實從未想過自己的知識是不是知識或算不算學術。但這幾年在校護協進會工作的過程，我經驗到：學術專業的知識與自身階級運用的同時，正深深影響著我們社會的政策制度，正教育著我們的下一代該如何尊重差異與認同人的價值。當知識分子被放到校園掌握教授權與參與公眾事務研擬決策時，就已經不是自己繪畫陶冶性情，提昇自我內涵，自己讀書讀爽的作用，它已經對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建構學術形式沒什麼好檢討的，但是當學術知識被建構成只有一種形式，同時讓「學者」取得某種專制與階級時，就該讓我們省思，因為他會變得很危險。舉幾個實例：早期大家生產都是請產婆或是助產士接生安胎，雖然沒有高科技的檢測儀器，但是從孕婦的生理調理、人的觸碰與關懷，都讓孕婦充分感到被尊重。而當保險制度的設計由醫療系統掌握後，助產士的地位就下落，婦女生產因保險制度進入醫療化過程，讓很多婦女經歷不愉快的生產經驗，如醫生用催生劑控制說：「我要他幾時生，就幾時生。」同時也製造醫護階級，有的醫生看到孕婦健保卡蓋著「助產所」的章，就直接質問孕婦，什麼時代了，還採用落後的助產士等恐嚇語言，來斥責孕婦。（郭素珍，2002，台北護理學院助產研究所所長）「科技發展的檢測器，現在有些也被認為對胎兒有害，台灣剖腹產比率是三分之一，約國際兩倍，女性生理因應控制生育計劃等被過度醫療化，每年全台約花費52億健檢費，更扼殺人們經驗自身生命狀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