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董含( 1625-?) 的筆記《三岡識略》, 成書以來曾被清人戴璐(1739-1806)譽為「國初野乘之最」,及至二十世紀,蕭一山、謝國楨、吳等前輩學者亦曾對此書投以不同程度的關注,顯示明清史家對《三岡識略》並不陌生。但是晚近的研究大多因其充斥種種荒誕不經的記述,而視為「志怪筆記」。本文以臺北的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為底本,析論何以刻本未見流傳,反以抄本通行,並討論過去學者將《三岡識略》部分內容視為充滿「思念明朝」、「明遺老氣息」、「為明朝立言」等觀點是否妥切。首先,筆者認為不應將此書歸於「志怪筆記」之流,儘管其中確有諸多神祕難解的故事, 甚或部分流於附會佛道之說, 但對於明清轉接時期研究而言,仍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其次,《三岡識略》部分的條目,運用了寓思明於志怪的書寫策略,使其從未遭到清朝官方禁制,成為少數得以流傳的思明著作。但是,清代禁書、文字獄帶來的「自我壓抑」,亦使此書必須利用各種手段「保命求活」,而這正是清代禁書研究值得探討的新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