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與再思：容左納右，不失所據，是為上策

王雅各教授說及，非常欽佩我有以身作靶的勇氣，其實使我挺身作靶的倒不是我個人的勇氣，而是吾師楊國樞教授對後進一貫的提攜之力。本文是被動地被擺在「靶子論文」的版面，主編且邀來五位高手對準靶面利箭齊發。本人唯恐五箭來勢過強招架不住，乃於諸多雜事——擺佈之後，方才深吸一口氣，仔細閱讀五位高手的評論。此時所需要的倒不是勇氣，而是穩住被左右拉扯的定力了。王教授自忖可能會因為這一篇評論文章而成為另一個箭靶。的確，在五位評論者中，可分為左派與右派。於此所謂左、右係指接受社會生物學觀點的立場而言。誠如王教授所言，以生物學的立場來探討「人」，並用在「社會」上是很孤獨、不受注目，甚或遭遇強烈爭議的嘗試。因此，他看了本文之後感到相當地不安，也抱著極為猶豫的態度。但他最後仍然客氣地稱許本人敢於從生物學的角度探討兩性情、性、愛之議題的學術嘗試，視為一篇重要的文章。我將他歸為中間偏右。陳皎眉教授一向從事明確證據取向的實證型研究，對於缺乏直接實證資料的演化論論點，自然持著懷疑的態度，可以說是方法論的右派人士。石之瑜教授並不否定生物論的觀點，但相當強調文化論的立場，且認定兩性關係的理論有個人主義文化觀與集體主義文化觀，認為本文較富前面的色彩，期許集體主義文化觀的兩性關係理論，應該也是偏右學者。較諸前面三位教授，楊中芳教授明顯地質疑從生物學觀點探討兩性關係的學術優位意義。她對於「解放」兩性現有狀態的期許更甚於對於現有兩性狀態追根溯源的興緻。她是持著更右一點的立場。在五中四右的評論者中，徐嘉宏教授則是不折不扣的兩性關係論極左派。當其他數位評論員或疑慮或不以為然我從生物學的角度切入兩性關係時，徐嘉宏教授卻大失所望責怪本人「本性難移」，不脫社會心理學的訓練，僅是將生物性的東西視為偶而浮現的「原型」或「本能的殘存」，而非人生萬象的本源，大大折損了社會生物學的「野心」。我的同窗老友－－徐嘉宏教授混跡鼠窩二十幾年，做了不少動物性行為研究，如此「鼠」眼看人「性」實不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