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Non-audit Service and Auditor Decisions: Preand Post-Procomp Scandal

非審計服務與審計決策：博達案之前後比較

會計師於執行審計服務時通常面對兩方面的誘因：一方面為賺取服務的「準租」而不願失去客戶，但另一方面則需考量自身的名聲資本以及可能的訴訟風險。國內博達、訊碟等會計弊案發生後，金管會立即對會計師施以行政處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也代表投資人提出民事訴訟，使會計師在這二種誘因之間應如何取得平衡，再度受到注意。會計師是否因為對同一審計客戶提供非審計服務（如管理諮詢等），而影響其查核財務報表時之審計判斷或決策，實證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這些研究多以廻歸實證方法為之，例如以裁決性應計金額（Frankel et al. 2002；Chungand Kallapur 2003；DeFond et al. 2002；Francis and Ke 2002；Ashbaughet al. 2003）、會計師出具之查核意見（Craswell et al. 2002；DeFond et al.2002）、財務報表重編（Kinney et al. 2004）或檢視會計師工作底稿（Wallerand Kizirian 2004）等做為會計師審計判斷／決策的替代變數。以裁決性應計金額係藉由盈餘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研究，透過Jones 之應計模型（accrual model）檢視非審計公費變數、審計公費變數與裁決性應計項目絶對值之關係，DeFond et al.（2002）認為以修正的Jones模型作為會計師決策的替代變數可能只是間接關係，在實證上衡量有其問題，此外，Healy (1996)亦指出現存模型均未將企業基本活動改變之效果納入模型中，例如產品生命週期，景氣循環等企業活動，無論其本質上是否故意，均會影響應計項目，而導致上述裁決性模型之應用及推論上有偏誤。此外，這些研究混淆審計品質與盈餘品質，因為查核後財務報表為公司經理人與會計師之共同產出（Antle and Nalebuff 1991； Dodd et al. 1984； Gibbinset al. 2001）。若採會計師查核意見或出具繼續經營有疑慮的查核意見做被解釋變數時，Joe（2003）指出會計師對於簽證客戶易受輿論之負面報導而趨向於出具保守之意見，顯示會計師簽證意見亦可能受媒體的影響。另有學者採問卷調查之方式，研究利害關係人對會計師提供非審計服務的觀感。Reinstein and Lander（2001）以會計師在提供非審計服務之下，不同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之觀感如何；Thornton et al.（2003）調查在恩隆案後各利害關係人是否認為會計師提供非審計服務會損及審計決策。此類以財報編製者及使用者做為主要研究對象，尚不足以表示會計師於決策時受到非審計服務的影響。本文採取實驗設計方法以檢視這個議題。實驗設計為探究會計師決策的主要方式（Ashton and Ashton 1995），因為其能夠在控制的環境中，排除自然環境中的干擾因素（Campbell and Stanley 1963； Abdel-khalik and Ajinkya1979； Libby, Bloomfield and Nelson 2002），亦能夠檢試尚未存在或沒有足夠實證資料下，不同情境的影響如何（Libby and Luft 1993），而且在政策的問題上，實驗設計先行模擬可能結果，有助於評估正要推行之新政策（Kachelmeier and King 2002）。過去研究發現會計師審計決策受到誘因的影響（Farmer et al. 1987；Lord 1992；Hackenbrack and Nelson 1996），一是留住客戶，另一個是避免訴訟風險。我們認為在博達等案之前，會計師對其審計客戶提供非審計服務時，留住客戶的誘因將大於聲譽資本的損失及訴訟風險，故建立假說一如下︰假說一：會計師對審計客戶同時提供非審計服務時，會影響其審計決策。美國在恩隆案以後，研究該事件後對Arthur Andersen 其他客戶股價的影響，發現股價的確有下跌的現象（Chaney and Philipich 2002；Callen andMorel 2002；Dooger et al. 2003），且會計師的聲譽亦受影響（Dunne et al.2005）、訴訟風險及專業險提高（Alderd 2002），會計師的服務公費有增加的情形，風險溢酬亦增加（Asthana et al. 2004 及Chi 2004）。顯示在發生重大事件後，受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其行為產生變化。許多分析性文章指出法律環境的變動會提高會計師努力程度而降低審計失敗（Narayanan 1994；Schwartz 1997；Chan and Pae 1998；Hillegeist 1999；Patterson and Wright2003），而提高訴訟損失亦有相同效果（Elitzur and Falk 1996；Zhang andThoman 1999；Shibano 2000），博達等案發生後不久，金管會立即對會計師做出處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亦對會計師與其事務所提出民事告訴，因此，我們預期此一史無前例的快速而嚴厲之處分與行動，會使會計師再檢視這兩種誘因，在權衡較高的訴訟成本與聲譽損失後，預期會計師審計決策將會改變，故建立假說二如下：假說二：博達等案發生後，會計師對審計客戶同時提供非審計服務，對其審計決策的影響將降低。本文以來自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具審計實務經驗之人員者為施測對象，進行二個實驗，一個在博達等案之前，另一個在博達等案之後，檢視會計師對其審計客戶同時提供非審計服務是否影響會計師的審計決策。實驗以需高度專業判斷的會計事項-備抵呆帳之評估為焦點，要求受測者判斷客戶對於備抵呆帳的會計處理是否適當以及決定應提列的備抵呆帳金額為何，應變數為備抵呆帳金額。以備抵呆帳做為實驗之摽的係因提列壞帳之適當性連續四年（1999-2002）出現在金管會會計師查核缺失彙總之項目之一，而且，與應計有關的帳戶常常導致財務報表重編，使美國證管會因而對此類公開發行公司懲處（Feroz et al. 1991），再者，Francis and Krishnan (1999)研究指出壞帳費用等項目在實際發生前，會計師難以客觀評判，而增加其評價錯誤的風險。至於操弄非審計服務則是除了在財務報表簽證、稅務簽證以及期中報表核閱外，會計師與客戶在前一年度訂立合約，提供資訊系統建置，安裝以及後續的維修服務。實驗一結果顯示，雖然受測者皆不同意案例中的公司之會計處理，但應認列的備抵呆帳金額卻有顯著不同，亦即提供資訊系統建置、維護等非審計服務與備抵呆帳提列金額呈負相關，因此支持假說一，表示會計師對審計客戶同時提供非審計服務時，會影響其審計決策；實驗二則未發現同時提供非審計服務對會計師之審計決策，有顯著影響，甚至，提列備抵呆帳的平均金額較實驗一為高。因此，支持假說二。將實驗一（博達等案之前）與實驗二（博達等案之後）的數據合併觀之，發現實驗一的受測者在同時提供非審計服務下，提列的備抵呆帳金額（平均數為43,322），顯著較未提供非審計服務下所提列金額（平均數為56,743）為低；但實驗二的受測者在同時提供非審計服務下，提列的備抵呆帳金額（平均數60,566），則比未提供非審計服務下所提列金額（平均數57,983）為高，雖然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審計人員執行財務報表簽證時，在取得準租的誘因與避免訴訟風險的誘因中取捨，表示博達等案發生後，主管機關快速而嚴厲之處分與行動，使得同時提供非審計服務給審計客戶，對會計師審計決策的影響降低。就我們所知，本文為首篇採實驗設計方式，以博達案發生前後，因主管機關行政措施改變，檢視會計師行為之差異。在目前國內會計師法正值修訂之際，本文可提供會計師應否提供非審計服務的一個思考方向。本文認為會計師的誘因會影響會計師的行為︰當訴訟風險低時，會計師著重於服務公費，然而在訴訟風險高時，情況正好相反。這表示禁止會計師提供非審計服務並非唯一方式，有效落實行政管理與投資人保護亦是另一條途徑。本文以備抵呆帳科目做為審計決策案例之焦點，雖然這個科目的重要性已如前述，但未來研究者也可以其他會計科目來檢視本文的發現；其次，本文的受測者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研究結果能否適用至其他會計師事務所仍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本文雖比較博達弊案前後的會計師行為，但並無意歸因於弊案本身，而是由於法律責任增加（例如主管機關處分、投資人保護中心訴訟、會計與審計準則修訂），改變了會計師的誘因結構，未來研究可探討每一項事件對會計師行為的影響；最後，本文的研究發現係基於目前的政經環境，未來可探究在會計法通過後會計師的行為。

Auditors are faced with two conflicting incentives. On one hand, they have incentives to retain the clients to earn the 'quasi r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incentives to protect their reputation and avoid litigation risk. Changes in the weighting of these two incentives may affect auditor decisions. This paper reports the results of two experiments in an attempt to examine whether rendering non-audit service to audit clients will influence auditor decisions and whether auditor decisions have changed after Procomp and subsequent scandals in 2004 due to changes in auditors' incentive structure. Recruiting experienced auditors from a Big 4 firm, we conduct two experiments, one before and the other after Procomp scandal. Experiment 1 shows that auditors' decision on the amount of 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ovision of non-audit service in the area of information system design, installation and after maintenance. Experiment 2 indicates no such effect of providing non-audit service. Further, the amount of 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decided by auditors in Experiment 2 is higher than that in Experiment 1. There is an interactive effect of experiment (Experiment 1 vs. 2) and non-audit service provision on auditor decision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uditors make a trade-off between the incentive of quasi rent and the incentive of avoiding litigation risk and reputation loss in performing financial statement attestation. Limi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