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onents of the Valuation Allowance of Deferred Tax Assets under Taiwan's New Income Tax Accounting

遞延所得稅資產備抵評價組成因子之研究

台灣第22 號會計公報與美國SFAS No. 109 公報最大之變革便是「放寬」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認列標準，允許較多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入帳，但也對遞延所得稅資產大半無法實現之部分提列備抵評價，使得遞延所得稅資產之經濟效益估計更趨合理。過去傳統會計處理對「或有損失」之認列，基於穩健原則只有在發生可能性極大，金額可合理估計時才入帳，對於「或有利得」會計處理頂多給予揭露表達，因此當遞延所得稅資產認列條件被放寬後，相對也須對其實現可能性加以評估。但由於遞延所得稅資產評價，涉及公司管理當局主觀判斷，管理當局有可能基於不同之盈餘管理動機，利用遞延所得稅資產備抵評價(以後簡稱DTA 備抵評價)之會計裁量權進行盈餘管理。目前國外文獻對所得稅會計公報之研究，主要分為四類。第一類為所得稅會計公報實施後對資本市場之股價反應；第二類為遞延所得稅資產備抵評價盈餘管理效果，第三類為遞延所得稅折現評價適切性研究，第四類為遞延所得稅費用之盈餘管理偵測。台灣有關所得稅會計公報之研究，早期傾向會計處理探討、實施狀況報導及會計處理準則適用之說明。至於第22 號所得稅會計處理準則公報實施後，研究方向則轉為注重遞延所得稅資訊內涵(蘇淑美， 1997)、備抵評價決定因素(陳依依， 1998；吳清在與林松宏， 2003)、備抵評價盈餘管理(張至誼， 2001；吳清在與林松宏， 2003)以及價值攸關性(張仲岳與梁鈺涓， 2001；張慧珊， 2002；吳清在與林松宏， 2003)之分析。本文針對 DTA 備抵評價組成因子之考量，從「準則制定」及「會計選擇」兩方面，分別就正面與負面證據、評估未來課稅所得、「多半可能」基準評估、多方考量未來事項及執行所得稅規劃策略等五項，選取影響DTA 備抵評價金額之變數，並分析這些變數單位變動對DTA 備抵評價金額造成之影響(即邊際影響)，俾瞭解DTA 備抵評價組成因子之結構關係，並進一步探討其組成因子所具有之管理意涵。目前實證文獻上，尚未有針對DTA 備抵評價之決定因素探討其邊際影響者，本文研究結果正足以彌補此一研究缺口，此為本文最主要之研究貢獻。從「準則制定」層面而言，台灣FAS No. 22 及SFAS No.109 均規定公司管理當局在評估遞延所得稅資產實現可能性時，若有任何負面證據顯示遞延所得稅資產將有「超過50%之機率」無法實現，則宜考慮設立備抵評價科目，將遞延所得稅資產帳面價值降低。Heiman-Hoffman and Patton (1994)依據此一規定採用實驗調查法檢視審計人員對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評價，發現在「負向法」下(先將遞延所得稅資產設定某一金額，然後隨著負面證據之出現向下調降)遞延所得稅資產評價金額較「正向法」下(先將遞延所得稅資產設定為零，然後隨著正面證據之出現向上調升)為大，顯示審計人員之價值判斷普遍受到定錨(anchoring)與調整(adjustment)心理狀態之影響。Bauman(1997)針對「經濟考量」與「會計選擇」探討DTA 備抵評價之組成因子，發現在經濟考量變數方面，公司規模、租稅規劃策略與備抵評價呈現顯著負向關係，而當期營業績效愈差，備抵評價金額愈大，兩者也有顯著關係。在會計選擇變數方面，發現負債水準是SFAS No. 109 公報規定以外但會影響備抵評價之重要變數，顯示管理當局在提列備抵評價金額時，會有意圖從事投機性之會計選擇。Behn et al. (1998)也根據SFAS No. 109 之規定探討DTA備抵評價之組成因子，他們從正負面證據評估公司未來課稅所得，實證結果顯示：以前年度之課稅所得、暫時性差異之未來迴轉、暫時性差異之發生、員工退休後給付所產生之暫時性差異、未來所得之潛在可能性、租稅規劃策略及公司目前財務狀況等因素，皆會影響DTA 備抵評價金額。Miller andSkinner (1998)從會計公報及稅法相關規定探討DTA 備抵評價之決定因素，發現管理當局在設立DTA 備抵評價科目時，金額之決定取決於遞延所得稅資產未來實現之可能性，其相關因素有(1)管理當局對未來課稅所得大小之預期，(2)遞延所得稅資產與遞延所得稅負債相對金額之高低，(3)所得稅抵減及虧損扣抵遞轉之租稅利益之實現與否。目前台灣在 DTA 備抵評價之研究，都是採用實證方式進行。陳依依(1998)探討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評價，發現未來課稅所得之正負面證據、負債比率及重要性影響與備抵評價之提列有高度相關，惟整體模型並無法完全解釋備抵評價科目的橫斷面差異。張至誼 (2001)檢視遞延所得稅資產評價之盈餘管理，並探討管理當局是否會根據所得稅會計公報之考量來決定備抵評價金額，實證結果發現並無證據顯示整體上市公司管理當局有採用DTA 備抵評價來進行盈餘管理，但DTA 備抵評價水準與所建立之變數具有高度相關，意味著管理當局在評估備抵評價水準時，有依據公報之規定考量公司目前之財務狀況。吳清在及林松宏(2003)研究發現遞延所得稅資產相對較遞延所得稅負債為多之公司其備抵評價金額會較大，預期未來課稅所得較高之公司其備抵評價金額會較小，而虧損扣抵遞轉較大之公司其備抵評價金額會較大，對備抵評價金額最具解釋力之變數，為公司虧損扣抵遞轉金額之大小，顯示許多公司偏愛選擇虧損扣抵遞轉來設定DTA 備抵評價金額，這些結果與Miller and Skinner (1998)之研究結論一致。本文依據上述所得稅會計公報及稅法相關規定(Taiwan SFAS No. 22,1994 、1999 ； FASB SFAS No. 109) ， 並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Heiman-Hoffman and Patton, 1994；Bauman , 1997；Behn et al., 1998；Miller and Skinner, 1998；徐景亮， 1993；Taiwan SFAS No. 22, 1994、1999；陳依依， 1998；張至誼， 2001；鄭丁旺， 2002；吳清在及林松宏， 2003)，提出下列二項假說：假說一：管理當局在判斷未來課稅所得來源時，正面證據與DTA 備抵評價金額之提列呈負向關係。假說二：管理當局在判斷未來課稅所得來源時，負面證據與DTA 備抵評價金額之提列呈正向關係。由於我國所得稅會計公報於 1994 年6 月30 日公布，對1995 年以後之財務報表才開始生效。為配合財務報告之規定，本文取樣自1995～2002 年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年度資料，並將公用事業、金融業、保險業、共同基金及信託機構等因產業特性及會計處理與其他產業明顯不同之公司排除，同時我們也將各變數中前後1%之樣本資料刪除，以控制極端值。所選取之研究樣本橫跨19 種產業，共得出公司年(firm-year)資料計1,831 筆。本文依據研究假設之推論，針對台灣所得稅會計公報所規定之正負面證據，建立DTA 備抵評價決定因子之多變量迴歸模式如下：it ALLOW ＝ 0 β + it FUTURE 1β + it MAJOR 2 β + it GROWTH 3 β + it AVEROA 4 β+ it STRATEGY 5 β + it OPEB 6 β + it ORIGIN 7 β + it MARKET 8 β+ it ABERR 9 β + it CUMLOSS 10 β + it DISTRESS 11 β + it CONTIN 12 β+ it NOLCF 13 β + it ν式中應變數定義如下：ALLOWit ＝DTA 備抵評價，以當年年底備抵評價金額除以當年年底遞延所得稅資產。式中自變數定義如下：FUTURE it ＝現存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未來迴轉金額，以當年遞延所得稅負債除以當年遞延所得稅資產總額(DTL it /GDTAit )表示。MAJORit ＝連續三年之重要客戶，為一虛擬變數，若公司報表附註中連續三年都揭露某重要客戶資訊，則取值為1，否則為0。GROWTHit ＝未來盈餘成長趨勢，為一虛擬變數，若公司EPSit ≥EPSit−1 ≥EPS it−2，則取值為1，否則為0。AVEROA it ＝三年來平均稅前息前資產報酬率，以(ROAit +ROA it−1 +ROA it−2 )/3表示，ROAit =EBIT it /ASSET it ，其中EBIT it 為稅前息前淨利，ASSETit 為期末總資產。STRATEGYit ＝所得稅規劃策略，以有效稅率作為代理變數，本文考慮資料取得可行性，當公司稅前淨利為正時，有效稅率以所得稅費用除以稅前淨利； 當稅前淨利為負，且當期支付稅額為正(零)時，有效稅率為一(零)。OPEBit ＝員工退休後給付(負債)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以遞延所得稅資產總額加以平減。ORIGIN it ＝原始發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係以全部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去營業損失抵減後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再減除OPEBit後之餘額，再以遞延所得稅資產平減。MARKETit ＝權益市值對權益帳面值(不包括遞延所得稅)之比率，以其作為淨資產評估價值超過課稅基礎之代理變數。ABERRit ＝過去三年內只有一年發生損失，顯示過去三年內獲利能力轉強，虧損只是偶然情況，以CUMLOSSit ∗Dit表示，CUMLOSSit為虛擬變數，若公司三年來之淨利相加為累積虧損，取值為1，否則為0；Dit亦為虛擬變數，若公司三年來只有一年發生虧損，取值為1，否則為0。以上九個變數為公司可能產生預期未來課稅所得之正面証據，預期係數為負。CUMLOSSit ＝近三年來之累積虧損，為一虛擬變數，若公司三年來之淨利相加為累積虧損，取值為1，否則為0。DISTRESS it ＝過去三年營業現金流量、營業淨利及淨利三者中，有其中之一連續為負，為一虛擬變數，代表公司有財務危機風險，若公司果真有上述現象發生，取值為1，否則為0。CONTIN it ＝公司存有重大或有事項，為一虛擬變數，代表企業經營環境有可能對企業未來經營及獲利產生持續性負面影響。若公司有此種現象發生，取值為1，否則為0。NOLCF it ＝營業損失抵減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淨營業虧損須於未來年度有課稅所得可遞轉扣除才能實現所得稅利益(所39)，以遞延所得稅資產總額加以平減。以上四個變數為公司不可能產生未來課稅所得之負面証據，預期係數為正。實證結果發現，現存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未來迴轉金額、三年來平均稅前息前資產報酬率、所得稅規劃策略、員工退休後給付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原始發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等五個變數其正面證據愈多，公司管理當局所需提列之備抵評價金額愈少，愈可免提備抵評價金額。然而，三年來之累積虧損、過去三年營業現金流量或營業淨利或淨利三者中，有其中之一連續為負，及營業損失抵減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等三個變數，其負面證據愈多，管理當局所需提列之備抵評價金額也愈多，愈須提列備抵評價金額。另外，在邊際影響實證方面也發現，公司管理當局若避免虧損扣抵與所得稅抵減逾期未用之策略愈成功，公司從可抵減暫時性差異或虧損扣抵所獲得之所得稅利益愈容易實現，有效稅率每修正1%，備抵評價佔遞延所得稅資產之比例可降低約16.93%。公司若近三年來之損益累積為虧損，則每一百元之遞延所得稅資產中，備抵評價會增加21.38 元；公司若過去三年營業現金流量、營業淨利及淨利三者中，有其中之一連續為負，則每一百元之遞延所得稅資產中，備抵評價會增加11.93 元；公司若有營業損失抵減發生，每一百元中約有15.47 元無法實現必須提列DTA 備抵評價金額。這些結果證實台灣上市公司所列報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備抵評價之金額，大都能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2 號第17 段之規定，達成準則制定之目的。整體而言，上述實証結果與 Behn et al. (1998)及Miller and Skinner(1998)兩篇文章之研究結論有所差異，主要原因是本文深入剖析所有可能影響備抵評價提列之正負面證據之相關變數，間接證實台灣所得稅會計公報第17 段所規定提列備抵評價時所應考慮之正負面因素之存在。此項結果對未來實證研究具有三種意涵：(1)管理當局在決定備抵評價金額時，對正面及負面證據須作必要判斷，俾利會計資訊在攸關性及客觀性間作明確取捨；(2)本文可提供審計人員依據所得稅會計公報規定，針對特定因素(如未來課稅所得來源、所得稅租稅規劃等)證據予以必要評估及查核；(3)實證結論有助於管理當局發展一套屬於企業本身用以估計DTA 備抵評價金額之方法。本文後續研究可考慮下列方向，首先是DTA 備抵評價之盈餘管理效果，國外許多實證研究已證得所得稅會計公報規定之DTA 備抵評價會計裁量權，其盈餘管理思潮已從傳統代理理論與準則制定層面，轉為資本市場與管理動機層面，此種轉變主要是因為實證處理係採同質性樣本(金融業)或具盈餘管理動機樣本。因此，以隨機樣本重新檢測DTA 備抵評價盈餘管理效果是否仍然存在，可釐清管理當局在「資本市場動機」、「契約動機」及「管制動機」所具有管理意涵。其次，過去文獻研究也指出DTA 備抵評價之變動揭露，除可傳遞公司DTA 金額、實現可能性及其未來課稅所得性質與金額等資訊給投資人(Kuma and Visvanathan, 2003)，以反應所產生之資訊效果與資訊特質外，DTA 備抵評價變動揭露亦可用來評估並預測公司未來獲利能力，使公司未來營業績效反應在當期股價上，具有股價資訊性。針對DTA 備抵評價所具有之兩種相對性效果進行研究，可進一步瞭解DTA 備抵評價變動對公司股價與未來營業績效之影響，使市場投資人與管理當局能有效釐清其真正之會計意涵。

This paper employs the Tobit regress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valuation allowance of deferred tax asset (DTA hereafter) for verifying the exist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idence under paragraph 17 of Taiwan's SFAS No. 22, Accounting for Income Tax, for firms listed i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Our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uture reversals of existing taxa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the three-year average return of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on total assets, the tax planning, the DTA derived from Other Post-Employment Benefits (OPEB) temporary difference, and the DTA derived from other original temporary differences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lative amount of the reported valuation allowance of DTA. That is, the more positive evidences of these five determinants have, the lower valuation allowance of DTA will be. However, the three-year cumulative losses, the negative cash flows, or operating income, or net income in three successive years, and the net operating loss carryforward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relative amount of the reported valuation allowance of DTA. Namely, the more negative evidence these three determinants have, the higher valuation allowance of DTA will be.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amounts of DTA valuation allowances reported by Taiwan's listed firms generally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aiwan's SFAS No.22. The standards-setting goals of Income tax accounting are accomplished i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