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來的民族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學研究機構在形式上曾經過數次的變遷民國十七年，當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即在社會科學研究所內設立民族學組，並由蔡故院長元培自兼民族學研究組之主任。民國廿三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人類學組（第四組），民族學之研究乃自社會科學所分出，合併於人類學組，與體質人類學之研究同為一組。其後，體質人類學之研究雖有籌備另設一所之舉，但終未成事實。民國四十三年本院遷來南港，四十四年開始有設立民族學研究所之議。同年八月籌備處成立，由凌純聲博士主持其事。五十四年籌備處結束，民族學研究所正式成立，並由籌備主任凌先生擔任首任所長。凌先生自四十四年八月負責民族所之草創工作，至五十九年十一月辭去所長職務，前後共主持民族學之研究達十五年之久，對民族學研究所之貢獻至鉅。上述數次的變遷，雖屬形式隸屬的問題，但由這種形式上之變遷，實際上也可找出研究趨向上的變化。民國十七年至廿三年的五六年間，民族學組既隸屬於社會科學研究所，而與法制、經濟、社會等三學科同處一所，因此其研究的趨向可以看出是社會科學的。廿三年以後，民族學組改隸史語所，其研究雖逐漸走上成為現代人類學四大支（考古學、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及語言學）之一的路，但其趨向則受文史研究的影響甚大，因而稍離社會科學的方向，而趨於人文學的一面。民國四十四年民族學研究單獨成所後，研究範圍大為擴展，社會科學趨向的研究也就漸漸重現，因此形成人文與社會並重的情形。可是，由於近年來行為科學的興起，作為行為科學三個基本學科之一的文化人類學所受的刺激自然很大，民族學研究所學也因潮流所致而更轉向於社會科學的趨勢，此一情形一方面可以說是恢復到創設初期的研究方向，但在另一方面卻又是研究的目標與層次的更推進一步，這可見之於最近一兩年來民族學研究所強調的二個原則，那就是：（一）趨向於行為科學的科際合作或科際綜合研究，（二） 著重於現實社會問題的分析探究。總之，本院民族學的研究，開始於社會科學的取向，其後又經人文學研究的影響，最後又回到社會科學的領域，並加以擴展而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