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Stories of Learning and Economic Agency in Yunnan

本文以雲南一個村落的兩個男人為對象，旨在探討學習與經濟能動性(economic agency)之間的關係。何老師是一位退休的教師，追隨他父親的腳步以教職為業，在毛澤東時代吃足了苦頭。小楊是位小店老闆，出生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初期。筆者想要探討的問題是：何老師和小楊是如何成為各自不同類別的經濟能動性之代理者(economic agent)？
這答案很複雜，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與經濟能動性相關的各種技術，其範圍是相當的廣泛，包括了行事能力或採取某些特殊、甚或非常精微的舉止表現之能力。然而，「與經濟相關的知識」範圍究竟在哪？因此本文中，筆者援用Gell對人類「技術系統」(technical systems)的討論來組織大異其趣的各項民族誌材料。研究學習與經濟能動性所面臨的第二個複雜性則與歷史有關。成就某一身分所要學習的特殊本事─例如，學習教書而非務農─乃個人的、家族的或社群的歷史之總和運作，而其中有些作用是非常長遠的。那麼，什麼樣的歷史架構適合拿來分析學習與經濟生活？我們又要溯及過往至什麼程度？
何老師是位有「儒家」學者風範的士紳，不過這種風範是和他所生活的村落之歷史有直接的關連。從十八世紀下半葉至十九世紀初期，鄰近緬甸的區域是在英國的管轄中，村裡的年輕人都到那邊尋求財富。何老師的內曾祖父就是前往發展而成功致富的一例。他自認為是位「儒商」，後來鼓勵他的幼子朝讀書人的方向發展。這個兒子─何老師的父親─年輕時就開學堂，在何氏宗祠建成後，學堂就順理成章地有個「永久」的家。這座學堂是何老師童年時期學習環境中的主要部分，對他的影響力難以衡量。可以想見，1949年共產黨勝利後對學堂及他的父親所產生的毀滅性後果。何老師努力地使自己成為一名教師，時至今天他仍是抱持著一種強烈的感覺，認為教書是極尊榮體面的職業─而這是他從童年就認知到的。
在這個複雜的生活故事中，與何老師的經濟能動性有關的學習成果是什麼？是以他的父親為榜樣，讓他當個稱職老師的能力？或是他對中國人牢不可破之親屬關係(kinship)的瞭解？還是他所擅長的書法？何老師的「經濟學習」(economic learning)的過程極為分散，這樣的過程與包含他的家族及保留山區的整個社群在內的長期性歷史軌道有直接的關連。
同樣地說到有關小楊的故事。小楊出生在鄧小平經濟改革初期的年代，年紀尚幼的他已展現出做生意的能力。七歲時，他就從家裡的菜圃採些香菜、胡椒及茄子拿到市場上去零賣，賺些小錢。後來他眅賣更多種類的蔬菜以及較貴的貨物如豬肉和玉。十六歲那年，小楊開始一番大事業─卻慘遭失敗。不過，這次挫敗的經驗帶給他始料未及的收獲：他和一位幫他工作的女孩結婚，兩人一起創造了更好的生活。目前小楊在村邊經營一家小店。
再次，我們看到小楊「經濟學習」故事的錯綜複雜：從他年幼時採菜在市場零售的經驗開始，經歷當個年輕工廠老闆的災難性階段，再到現在的小店老闆。小楊所擁有的親屬關係及道德的形塑與風格，在某些方面是相當不同於何老師的，但同樣地也與其經濟生活有關。
總之，從何老師和小楊的故事可以看到經濟學習過程中的兩項基本要務。首先，經濟學習過程的變異是很大的，且可能涉及了精通各種不同的技能、技術以及習性的漫長進展。其次，我們應將這樣的過程視為可能與長遠歷史軌跡是互相對立的─包括個人的、家族的以及社群的─而這些造就了特定形式的學習。

This essay takes up the question of learning and economic agency, drawing extensively on fieldwork material from Yunnan in southwest China. It focuses primarily on two men who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in terms of age, temperament, bearing experience and outlook. An outline account of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these two very different persons i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economic practice. The essay draws on Gell’s discussion of human technical systems as a way of expanding our notion of what counts as “economics-relevant learning.” Briefly, it is argued that a huge range of techniques is potentially relevant to economic agency, and that an adequate account of the acquisition of such techniques may require us to adopt a very long historical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