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救濟的省思

法國哲學家曾談過「我思故我在」，使得「存在主義論」在六〇年代蔚為「顯學」而喧騰一時。「我在故我思」或「我思故我在」之探討，啟迪了人類認識自己生命的智慧。而今，許多人少再對存在主義做省思，卻以另一種「我鬧故我在」或「我辯故我在」的心態，來表達自己，要別人來重視他（或他們）。基本上，「我鬧故我在」和「我辯故我在」與「我在故我鬧」和「我在故我辯」是大不相同的。這四句話的「我在」，可解釋成「我擁有權利」，則前兩句之意義的我鬧、我辯，則我擁有權利；反之：「我在故我鬧」或「我在故我辯」，是一種在權利被傷害的情況下，站出來喧喧嚷嚷；前兩句是主動的來爭取權利，後兩句是被動的來保護自己的權利。強調「我鬧或我辯故我在」者，在心理上是缺乏安全感，需要主動地炫耀或展現，才能使他人來肯定他的存在。比如俗語所說「醜人多作怪」，或小孩成長過程中，由於兄弟姊妹爭寵，為求得受重視，亦會以喧鬧來讓父母知道他的存在。若把我國民眾的社會情緒，也用「我鬧故我在」、「我在故我鬧」這兩句話來分析，或許可幫忙解釋或了解「自力救濟」是否已變質了？七０年代，我國社會消費意識的覺醒，造成了幾次的「自力救濟」，如李長榮化工廠、杜邦設廠，是政府在做決策時忽視了民意溝通，讓民眾覺得權利被侵害，而聚眾「自力業濟」是一種「我在故我鬧」的心態。這種心態在政府公信力不足時，應是可以被接受的。然而有些人認識到公信力不足時，自力救濟行得通，以為，只要「我鬧」便故我在（事事沒問題了）。不管誰的錯，「大聲就贏」便成尋找保有權利的法寶。因而動不動就搞群眾運動，以警對峙，公權利便節節萎縮了。如此，「我在故我鬧」變質為「我鬧故我在」，然而，既是變質，公權力執行時，不應等而視之，才能確保公權力的伸張。否則，日復一日的「我鬧故我在」，則非社經發展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