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發聲：鄭作彧

我出身於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亦即家庭成員完全沒有值得一提、高於水平的學歷、身份或經濟能力。我本身也非常平庸，缺乏Pierre Bourdieu意義下所有類型的資本：從小就從未是個學業優秀的好學生，學習不太用功，考試能力極差；雖然成績不至於倒數、但也幾乎也從未考進班上前十名，在台灣當然也不可能考得上國立大學；沒有高雅文化品味，也沒有悲天憫人、經世濟民的憤（文）青情操。就是一個標準的普通老百姓。因此在我竟然能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那一剎那，真是充分感受到人生的多樣可能性（如果博士學會還可以按照Bourdieu的觀點視作一個略有價值的文化資本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