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1990-2009）來臺灣關於中國宮廷圖繪的研究

Pictorial Art in the Chinese Court: Two Decades (1990-2009) of Research in Taiwan

近二十年來隨著考古出土和藏品材料的整理與出版，以及越來越多機構與人力的投入，中國美術史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臺灣方面，美術史相關學院系所的成立，以及博物館等典藏和研究機構對專業藝術史工作者的擴編，1 藝術史更成為臺灣史學研究中頗受矚目的「新領域」。這個現象和臺灣史學界的文化史轉向不無關係，2 連帶使得藝術此一文化範疇獲得歷史學家的青睞。最近出版的「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中，部份藝術史學者得以跨越美術的藩籬，有兩篇文章收錄於《生活與文化》分冊。3 一些歷史學家也對視覺文化產生興趣，如中央研究院的「影像與醫療的歷史」計畫，歷史學家和藝術史學者共同參與如「明清的城市與文化」、「畫中有話」研討會及其論文集；4 歷史學者的研究也進入「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之《美術與考古》分冊等。5 這些「越界」的現象，從《新史學》等史學期刊曾收錄的視覺文化研究或評介，6 也可以窺知此風潮已行之有年。7 其中特別受矚目者，多超越傳統文人畫的議題，賦予過去藝術史論述邊緣的仿製或通俗作品新的社會文化意義，為藝術史和文化史界開展出新的風貌。 不過，相對於文化史學界對上層和大眾等藝術史中民間議題的興趣，近年來清代以及其他朝宮廷藝術史的發展，也不囿限於傳統文人畫論述的模式，或也可和歷史學界有所對話。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最近的發展尤其值得注意，2009 年的特展「清世宗文物大展」和搭配的「為君難：雍正皇帝其人其事和其時代」研討會，8 承繼了2002 年「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以清代皇帝為中心取向的展覽，9 未來還計劃於2011 年以康熙皇帝為主題，因此不論從展覽或是研討會的擬定，都可見到結合文獻檔案與書畫文物的特色，以及接軌歷史與藝術史的研究趨勢。另一方面來看，臺北故宮這些年以清代皇帝為中心的展覽，顯現了強化藏品和清代宮廷收藏關係的意識，或與上世紀80 年代以來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北京故宮）一再以「紫禁城」為題出借藏品至全世界不無關係。10 如果兩地故宮博物院的發展都攸關中國藝術史研究的進程，11 2009 年兩院的首度合作以及未來的計畫，也反映了清代宮廷藝術在二十一世紀之前，位處中國美術史研究邊緣的局勢已然結束。如此的發展，和兩院藏品的相繼出版，12 以及相應材料的公開與出版，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等都很有關係，13 比起考古發掘對於古代美術史的衝擊不遑多讓。 宮廷作為藝術贊助和收藏的重要機構，誠然是中國美術史研究不可忽視的環節，畫院與作坊制度、宮廷藝術風格、內府收藏等固然是美術史的重要範疇，皇帝品味和政治權力等也未嘗不是歷史學家所關心的課題。14因此，本文以宮廷藝術為主，來回顧中國美術史研究在臺灣的發展，但限於學力，僅以歷史和藝術史最常彙通的圖繪研究為中心。以下就宮廷圖繪的參與者、宮廷圖繪的風格、宮廷圖繪的使用與製作脈絡，和宮廷對圖繪的收藏與著述四方面，回顧1990–2009 年臺灣藝術史學界對這些議題的研究。15 這四項分類其實彼此相關，學者的個案研究自然也涵蓋多個面向，惟為勾勒史學發展與架構之便，會將同一研究在不同類別中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