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對台灣八○年代社會抗議事件的研究 ，大多以政治鬆動等由上而下的解釋方式，認為台灣的社會運動與政治自由化、解嚴等國家控制力減弱、反對運動的政治資源挹注有密切的關係。這些研究基本上以政經結構的變化作為解釋社會力興起的原因，因此研究取向上，也較偏向國家、階級等政治經濟結構的觀點。
這些認為外部控制消失，因而內部力量爆發的解釋方式，並未真正觸及社會力興起的原因，這種負面的、由上而下的研究觀點，基本上仍未考慮民間部門的自主性。以民間部門為研究主體的研究，應該由社會內部自主性力量如何出現作為研究焦點，而不只是被解釋的現象。更何況由環境議題的經驗資抖顯示，台灣社會在政治控制鬆動之前就已經發生了各種嚴重挑戰政治權威的「自力救濟」。甚至在八○年代初、中期台灣社會也已出現對環境問題有整體性思考的行動。
因此，本研究以環境議題自七○年代以來在民間部門的發展、變化過程，嘗試由文化面向的歷史考察，剖析八○年初期開始出現環境抗爭的意義，藉此解答社會力的文化根源。本研究發現民眾身體對環境的感受在國家措施、不同專家的論述影響下，自七○年代以來經歷受苦的身體、受害的身體和受侵犯的身體等感受變化過程。最後正是這種不可侵犯的環境權感受，在八○年代初期開始萌生，進而擴散，因此台灣社會開始出現抗議風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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