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房屋徵收補償中的司法介入機制－－以司法審查權與司法強制權的平衡為基點

我國《物權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徵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不動產。我國物權法已將房屋拆遷納入到徵收制度之中。2011年1月21日，國務院公布實施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簡稱《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同時廢止了飽受爭議的《城市房屋拆遷條例》。新的條例湧現出了諸多亮點，如明確了徵收前提，界定了公共利益的外延，明確了補償範圍，統一公平補償標準，明確了司法強制，取消了行政強制拆遷。但是，對何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和如何“公平補償”的判斷權在行政機關，法院對徵收決定和補償決定無實質審查權情況下，需強制執行搬遷，會形成司法強制的悖論。在房屋徵收補償機制中，如何理順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的構架，加強司法介入監督，平衡司法審查權與司法強制權，防止行政強制權濫用，減少由此產生的拆遷矛盾，本案的處理引人深思。通過本案處理可以看出，當前司法介入房屋徵收補償有幾大困境，一是法院對徵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進行實質審查存在障礙；二是法院對補償協議的履行有審判權但對其合理性無審查權，三是法院對徵收補償決定沒有最終決定權但需由司法機關強制執行。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法院僅有對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權，對徵收補償是否符合條 件無實質審查權。實質上，房屋徵收工作的矛盾集中體現在利益衝突上，如果政府、開發商和被徵收人的利益平衡，房屋徵收工作將會順利得多。化解房屋徵收矛盾的關鍵是平衡各方利益，健全合理的補償安置機制。如果補償機制不合理，“公共利益”界定機制不明確，司法貿然介入房屋徵收補償糾紛，將會使被徵收人對房屋徵收的不滿轉嫁於法院，將嚴重影響法院形象，挑戰司法權威。配套機制完善後，司法作為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必須要能對房屋徵收補償中的糾紛解決產生一錘定音的作用，如此，房屋徵收補償的糾紛解決機制方可納入法治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