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體制的思惟——《春秋》書例的另一種詮釋方向

本文嘗試重新檢視《春秋》書例問題，微言大義，恐非在書日書月，正例變例之間，所謂「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存亡繼絕，豈非關乎大者，補敝起廢，尤賴建極立制，所以祛除歧出，分別同異，從《春秋》書錄的形式、立垤，以及書錄主題，思索一條新的詮釋方向，《春秋》編年為體，四時具而成年，《公羊》彰乎尊王一統之義；據魯史而成文，三傳發揮分唬內外之旨；綜整《春秋》二十二門部，更明見彰顯典制之主張。今重新思考書例精神，綜整成六大書錄範疇，更可見《春秋》上明天道，下定綱紀，既有天下定乎一的觀念，又深具主體意識，數千年以來，維繫中國之一統，建構國族思想，明別上下，留意分際，聖人之宏謨遠慮，因革損益，立百代垂範之典，用意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