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學者研究抗戰時期西南大後方的經濟問題,每多從政府的角度出發,探討各項經濟政策實施的「客觀」成效。在他們的筆下,工商業者每被描繪成缺乏自主性的弱者,只能被動的接受苛政或是享受德政,而相對的忽略了工商業者對政府各項政策的「主觀」感受,以及可能有的各種反應與對策。本文的究結果顯示,從客觀事實上看,戰時大後方工商業者(尤其是商人)的所得,要較其他行業為高;不過在主觀上,他們也普遍的為資金、原料、器材的缺乏與國民政府的各項經濟統制所苦惱。面對這些問題,他們並非如有些人所說的只能逆來順受,任人宰割,而每多主動的採取各種行動來維護並擴大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所採取的行動,從溫和的集會建言請願,與要人建立聯繫,進行關說;到為法律所不能容的囤積居奇,進行走私、逃漏稅、欠繳稅款,甚至與官府發生衝突。這些因應之道雖然大多並非新興事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工商業者的訴求有由要求經濟自由轉而要求政治民主的趨勢,他們對國民政府的態度也有逐漸疏離的現象。 |